祈風石刻見證宋代失傳國宴文化

“禮成飲福”的相關記載，印證了泉州作為“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的歷史地位，記錄了相匹配的規格極高的官方大宴

“飲福宴”是宋代皇帝祭祀禮畢之后，與文武官員共享的盛大宴飲活動。近日，鯉城文史學會執行會長林建強在泉州九日山祈風石刻里，發現了關于飲福文化的記載，并對此進行深入研究。作為世界上僅存的有關海外交通祈風的記載，泉州九日山祈風石刻是宋代中國與世界各國友好往來的重要物證。這一新發現，彰顯了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之一泉州在宋代官方和社會的重要作用，印證了其“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的歷史地位。

199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考察隊參觀九日山。(泉州晚報資料圖片)

“飲福”古為祭祀禮儀

宋代皇帝獨創國宴

林建強介紹，西漢官吏焦延壽，著有《焦氏易林》一書，書中記載：“安坐玉堂，聽樂行殤。飲福萬歲，日壽無疆”，這是中國最早提到飲福與宴席的關系的書籍，距今已有兩千多年。

在《中國禮儀大辭典》里，對“飲福”的解釋是：“飲福，祭祀禮儀。古代，人們把祭祀天地人鬼的酒肴稱為福酒，于祭后食之，以象征天地祖先賜福于人。凡朝廷大祀，飲福唯皇帝所用，并有一定禮儀。”至晚于西漢，飲福之禮即存在于中國封建社會，是古代祭祀活動中飲用福酒的禮儀規定，以求接受上天的福祉、祖先的庇佑，并隨著歷史的發展，成為皇帝與臣子共享的嘉禮。

林建強說，中國宋代皇帝在傳統的祭祀飲福禮節之外，獨創了飲福大宴活動，改變了飲福的祭祀特征，發展為國家祭祀禮畢后君主下詔與臣僚共同慶賀的宴飲制度，飲福大宴成為與春秋、圣節大宴并行的國家大宴。

《宋史·志六十六·禮十六(嘉禮四)》中對“飲福”的解釋(林建強 供圖)

不少史書中有關于飲福的記載。林建強介紹，宋代高承編撰的類書《事物紀原》記載：“自乾德元年(963)十一月，以南郊禮畢，大宴于廣德殿。自后凡大禮畢，皆設宴如此例，曰‘飲福宴’。蓋自此其始也。”《宋史·志六十六·禮十六(嘉禮四)》有類似記載：“乾德元年十一月，南郊禮成，大宴廣德殿，謂之飲福。”為此，還制定了《集英殿飲福大宴儀》：“初，大禮畢，皇帝逐頓飲福，余酒封進入內。宴日降出，酒既三行，泛賜預坐臣僚飲福酒各一盞，群臣飲訖，宣勸，各興，立席后，贊再拜謝訖，復坐飲，并如春秋大宴之儀。”由此可見，“飲福宴”迄今已有千年歷史。

飲福大宴制度初期簡易，隨后很快恢復禮樂典制，“飲福宴”隨之完善。林建強說，“飲福宴”直至南宋滅亡而退出歷史舞臺。

石刻記載“禮成飲福”

印證泉州外貿繁榮

位于泉州城西約7公里的九日山，有東、西、北等三峰，俗稱“三臺”，海拔112米。山中最為著名的是摩崖石刻，東、西兩峰的山崖上，迄今還留存有北宋至清代的題刻87方。其中涉及泉州古代對外海上貿易祈風及市舶司諸事的有13方，又以10方宋代航海祈風碑刻最為著名，是研究古代泉州港海外交通的珍貴史料，也是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友好往來的歷史見證。在這里，林建強找到了關于泉州飲福文化的印跡。

九日山祈風石刻上印刻“飲福”飲食文化(林建強 供圖)

在九日山西峰石刻群中南面下層，有一塊南宋淳祐三年(1243)顏頤仲等人留下的祈風石刻，東向，正書，字徑15厘米，8行，每行13字，末行為10字。石刻風化較嚴重，裂縫很多，但字跡清楚。石刻上的文字為：“太守貳卿，顏頤仲禱回舶南風，遵彝典也，提舶寺丞劉克遜俱禱焉，重司存也。禮成飲福，尚羊嵐壑，真勝踐也。別駕盧同父，左翼權軍陳世才、舶幙趙崇盀、邑令尹薛季良從與祠事也。宗正徽猷趙師恕適拜開國令，弗果至也。時淳祐癸卯(淳祐三年，1243)孟夏乙丑也。書者同父也。”林建強解釋，這塊石刻的文字描述了時任泉州知州的顏頤仲、福建提舉市舶(駐地泉州)劉克遜聯合主持祈風儀式，為南歸的商舶祈禱回航順利。泉州別駕(副職)盧同父、地方武裝左翼軍負責人、舶東趙崇盀、南安縣令薛季良等陪同祭祀。皇家宗室的南外宗正司知事徽猷閣學士趙師恕另有公務未能到場。

通過石刻上的內容可以了解到，宋代官方對海上貿易高度重視;皇家宗室人員趙崇盀以船東身份陪同，說明宋代聚居在泉州的南外宗室成員深度參與對外海上貿易;“禮成飲福”四個字說明祈風儀式為官方儀式，且祈風祭祀禮成之后的“飲福宴”乃宋代朝廷高等級的官方宴席，彰顯了泉州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之一在宋代官方和社會的重要作用，印證了泉州作為“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的歷史地位。

品九道菜飲九杯酒

犒宴番商共享福澤

在泉州，祈風習俗由來已久。林建強說，在古代，大海是神秘的，時而風平浪靜，時而驚濤駭浪，神妙莫測。缺乏足夠科學技術的古代泉州人，認為有海神主宰著大海。于是，每當人們乘著木帆船，依靠信風航行于海上之前，總要舉行祈風儀式，虔誠地向神祇祈求庇佑，好讓他們順風往返，安全到達港口。

宋代泉州港的海上貿易十分發達，到南宋時期，已經是“舶貨充羨”的富裕城市。為彰顯官方對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視，每年春夏和秋冬之交，即“北風航海南風回”的時候，泉州地方官員和福建市舶司都會聯合舉行這種祭神祈風儀典，其目的就如南宋泉州太守真德秀在《祈風文》所言：“順風揚颿，一日千里，畢至而無梗。”對航行安全的祈禱之意，溢于言表。

林建強介紹，泉州在宋代為海舶祈風祭祀活動之后舉行的飲福餐敘，由官府和皇族宗室成員主導，邀請海內外客商參與，是一種規格等級很高的官方宴席。

九日山祈風石刻上關于一年兩季起航回航典禮的記載 (泉州晚報資料圖片)

宋代泉州官方祈風之地點，在九日山下延福寺的通遠善利廣福王祠。舉行祭典的時間一般是每年兩次，一次在夏季的四月，“禱回舶南風”，期盼回航的船舶能夠乘著南風安全回到泉州;一次在冬季的十月或十一月，“以遣舶祈風”，祈求冬季的北風把出航的船舶順利送達目的地。參加祭典的守土之臣有郡守、宗正、統軍、總管、別駕、左翼權軍、晉江縣令、南安縣令等地方軍政要員等。祀事既畢，官員往往邀請客商一同登山覽勝，然后飲宴于懷古堂，并把祈風經過略刻于石崖之上。

《泉州府志》中關于“飲福”的記載(林建強 供圖)

參加祈風儀典和“飲福宴”的陣容非常龐大，林建強說，這一現象在史書中也有記載。據清代乾隆年間編纂的《泉州府志·卷七·山川》記載，北宋末期翰林學士、南宋初期宰相李邴，曾經記錄了當時的盛況：“車馬之跡盈其庭，水陸之物充其俎”，敘述了祈風儀典活動參與的人數不計其數，而“飲福宴”上的山貨海味擺滿了器具。李邴的記錄還以“散昨飲福，觴豆雜進”來形容“飲福宴”上食物豐富。

林建強說，飲福大宴本為宋代最高級別國宴，一般只在朝廷的集英殿舉辦。在泉州則以祈風儀典為遠航或回航的海舶祈求平安，又以“飲福宴”盛情接待番商，展現了宋代朝廷對來自世界各地客商的歡迎和優待。因此，儀典和宴席均由泉州地方政府和福建(泉州)市舶司聯合主持，相當于代表朝廷舉行祈風和宴請活動，也彰顯了當年泉州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之一的歷史地位。

那時候泉州港秋冬南下、春夏回航的海舶，走東南亞航線，開往印度尼西亞群島和中南半島的國家和地區，順風順水的話，航程需要一個多月。走南亞航線，開往印度次大陸，古稱“西天諸國”。當時南亞的故臨(今印度奎隆，瀕阿拉伯海)是泉州與阿拉伯國家貿易往來的中繼站。秋冬自泉州出發先到達三佛齊，再順著洋流往北，穿過馬六甲海峽，行程順利，四十多天可到達藍無里國(今蘇門答臘島西北角)過冬，第二年再依靠夏季風航行印度洋到達故臨。自故臨換小船走阿拉伯海，約一個月的時間可達波斯灣沿岸國家，舊時稱為大食諸國的地方，則為西南亞航線。春夏北上，秋冬南歸的海舶，走的是與日本、高麗之間貿易往來的東亞航線。

林建強介紹，通過翻閱大量的歷史資料，他發現在“飲福宴”中，酒是必不可少的。祈風典禮結束以后，用于祭祀的酒便被稱作福酒。不論是統治者還是在百官之中，福酒都非常受歡迎。飲酒之時都會佐以歌舞表演，按照宋朝禮制，共需飲九杯酒才算禮成，飲每一杯酒時都會轉換不同的表演。清代《五禮通考》記載，北宋皇佑二年(1050)，朝廷賜“飲福宴”于集英殿上，“舉觴屬群臣畢釂，曰與卿等均受其福酒，至九行罷”。

“飲福宴”的菜品豐富但又普通。林建強說，“飲福宴”以平常生活中常見的豬、牛、羊肉以及瓜果蔬菜等食材制作而成，昂貴的食材并不多見。南宋時期文學家、史學家、愛國詩人陸游曾記錄了“飲福宴”的食物，計有九道菜，除了一道蔬菜、一道米粉、兩道魚之外，其他五道全是肉類。他還發現，比較有趣的是，“飲福宴”還另外設置了四道只看不吃的菜，謂之“看盤”，以仿真造型的餅類為主。

泉州在宋元時期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為祈風和犒宴番商的“飲福宴”，寄托了平安和順的愿望。同時，在這樣的宴會中，泉州的地方官員與各國客商開懷暢飲，多了一些把酒言歡的溫情，使得友好往來和互利互惠的商業活動更有人情味，從不同的角度展現了泉州作為“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的獨特人文魅力。

來 源：泉州晚報
責任編輯：蘇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