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概念紛爭、政策制定到資本運營，我國文化產業理論研究表面上跟不上文化產業實踐的步伐，實則是研究環境、研究視角以及研究方向偏離了現實需要。此次“中國文化產業30人論壇”上，來自文化產業的相關政府部門、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為中國文化產業實踐發展尋找著理論研究的路徑與方向。

　　實踐決定理論的發展，并且是檢驗理論的唯一標準。對于當前中國文化產業來說，理論研究對于實踐深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中國文化產業的理論創新與產業發展實際卻難以同步，甚至出現了某種程度的脫節和錯位現象。如何應對這一困局，又如何求解良方，成為下一個十年中國文化產業能否再度騰飛的關鍵性因素。

　　信息不對稱：理論倡導者與政策制定者的博弈

　　毫無疑問，文化產業的理論研究的落腳點在于指導實踐發展，主要途徑是通過政府對其進行篩選將理論轉化為法律法規和其它相關決策。以文化體制改革研究為例，這方面的理論文獻可以說多如牛毛，但是為什么還僅僅是只打雷不下雨、或者說雷聲大雨點小呢?問題出現在理論的執行力以及政府決策過程中的選擇標準上。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文化產業理論學者和政府之間存在著博弈關系，而政府篩選不同理論的標準和考慮因素構成了二者的信息不對稱性。這一點導致了兩方面的結果，一是給人造成一種文化產業無學、無理論，甚至是文化產業學者“無用”的人格貶低以及文化產業理論研究相對滯后的現象。二是，長此以往會對文化產業學者的理論研究積極性造成一定的影響，從而使文化產業理論比文化產業實踐更加滯后。

　　這種現象與經濟學中著名的“墨菲法則”很相似。該法則可以這樣表述：經濟學家知道的最多、意見最一致的方面對政策的影響力最小，反之最大。這個法則成立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經濟學家意見最一致的地方的約束條件的選擇往往是最一致的，最不一致的地方的約束條件的選擇往往是最不一致的，而政策制定者需要考慮的恰恰是多方面的約束條件，并從中選出最符合當時全局利益的方案。這是眾多經濟學家抱怨政策制定者不按照他們的理論推導出來的理想的效率標準制定相關經濟政策的原因所在。這一現象也普遍存在于文化產業理論研究之中。

　　針對這一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清華大學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指出，政府是需要注重話語權的，當政府準備提出某個概念的時候需要慎重，提出以后要保持相對的穩定性，也就是說它需要以戰略來支撐。中國傳媒大學文科科研處處長兼《現代傳播》主編胡智鋒也強調，文化產業的理論研究應當實現“三個結合”，即宏觀問題研究與個案深度剖析的“上下結合”、借鑒古今與中外比較的“縱橫結合”、學科自身發展與相關學科嫁接融合的“內外結合”，真正建設與我們文化產業發展現狀和需求相匹配的文化產業研究體系。

　　經濟學視角缺位：亟待彌補的理論研究“短板”

　　在此次論壇上，來自全國各地文化產業政府決策層，理論研究界以及教育界的領導、專家、學者不約而同地提出，目前我國文化產業的學科交叉性、融合性的不足限制了文化產業理論研究的發展。

　　文化產業是一個邊緣性的學科，決定了它具有較強的交叉性，因此文化產業研究應該是文化學、文學、社會學、藝術學、法學、管理學、經濟學、新聞傳播學等學科共同作用、百花齊放的狀態。但是，我國文化產業研究現狀卻是一種不平衡性的狀態，最突出的表現是偏文藝學、文學、藝術學等純人文學科，而經濟學、管理學等直接和產業化關聯緊密的學科出現“缺位”現象，造成了文化產業理論研究的“短板”效應。特別是涉及到文化產業投融資、文化產品的國際貿易、產權問題、產業集聚、產業組織等問題時，都不是純文科學科所能解決的。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張曉明教授認為，經濟學等學科“缺位”的原因在于，我國文化產業的產業化發展不成熟，還未達到較強的市場化和產業化階段。另外，世界各國文化產業分類不統一，造成了數據統計上的不一致，而數據是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工具之一，這也是導致沒有經濟學者介入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傳媒大學文科科研處處長兼《現代傳播》主編胡智鋒教授則對我國文化產業理論研究現狀進行了自己的一番總結。他指出我國文化產業理論研究存在“三高三不足”現象。所謂“三高”，就是政府高調推動，企業是參與高漲，學界是高度重視。“三個不足”是指，成果不足、研究深度不足和理論提升不足。他表示，現在文化產業研究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新貴，已經成為一門顯學，但是當成為新貴和顯學的時候，容易犯一個低級的錯誤，即忽略一些傳統學科的資源，成熟的東西。他建議，我國文化產業理論研究需要很好地學習借鑒相關兄弟學科、成熟學科的研究理念和方法。

　　針對文化產業研究視角的多元化和交叉性問題，教育部社科司司長楊光指出，在文化產業的下一個十年，需要完善學術體系，注重產業基礎的理論研究，構建類別齊全點面結合的科研體系，重點支持一些課題研究，為國家宏觀決策、區域發展、企業經營、產業實踐發揮實際指導作用。另外很有必要創新研究基地建設。他透露，目前教育部批準成立的文化產業科研基地已經有151所，準備近期將實施第二批基地建設計劃。

　　因此，文化產業研究要想真正與實踐同步并進，必須增加以經濟學、管理學、金融學等和“產業化”緊密相關的視角及其一整套系統的理論、方法和工具。

　　解釋大于創造：理論研究的創新力危機

　　人類歷史上任何一次的產業革命都是源自科技革命，而理論研究是科技革命的先導者。我國文化產業的實踐亟需文化理論的支撐，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僅僅停留在對事實和現象的解釋層面是遠遠不夠的，因為產業實踐的發展日新月異，只有那些具有前瞻性、預測力和創新性的理論研究成果，才能對實踐發揮真正的引導作用，也才能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生產力。

　　本次論壇上，與會專家學者通過對下一個十年文化產業理論研究發展重點的展望表達了對這一問題的思考。楊光司長從宏觀的角度指出，“我國目前的文化產業理論研究的系統性有待提升，研究方法急需創新，科研團隊特色需要進一步凸顯，科研教學與實踐的結合需要進一步加強”。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所長、黨委書記郝振省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們不僅僅要注重文化產業理論研究，更需要重視的是科學的研究精神!”對于目前我國文化產業理論研究中的“解釋大于創造”的缺陷，熊澄宇教授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文化產業的理論研究應該在于創造和引導，而不全在于解釋。”

　　總而言之，從事文化產業理論研究的學者任務是尋找合適的約束條件，理論研究者要有自己的學術人格，研究的出發點是利于國家，但是千萬不能把政策制定者的任務當成自己的任務，同樣，也不能把自己的任務當成是政策制定者的任務，這兩者是兩條永遠不能相交的平行線。

來源：文化創意產業參考  責任編輯：傅少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