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21日，近1000名江西政商精英，在江西財智名家論壇百期慶典上，以齊聲誦讀儒家經典《大學》的方式，歡迎著名作家、文化學者余秋雨的到來。而余秋雨以《文化的力量與企業家精神》為題，為在座的江西政商精英，奉上一道豐盛的文化大餐。

 

　　人物名片：余秋雨

　　，著名文化學者，中國文化傳播坐標人物。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所寫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等，開啟一代文風，全世界公認華人社區中最具影響力作家。

　　什么是文化

　　不要把人生梯子擱錯了墻

　　“現在文化這個詞很熱，大家都在談文化，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一上臺，余秋雨就向在座的讀者拋出了一個問題。余秋雨沒有直接給出答案，而是先分享了一個故事。

　　“貝林是美國最大地產黑鷹山莊的創辦人，我曾為他的自傳寫過序，有過深入的交流。”余秋雨介紹，貝林一開始為自己定下的文化目標是“展現個性的成功”。其中，第一階段，他追求“多”，即利潤多，產業多；第二階段，他追求“好”，即吃、穿、住、行全是品牌，甚至是奢侈品；第三階段，他追求 “獨”，即一切都獨一無二，不可重復，比如擁有世界上唯一的直升機、游艇等。

　　貝林告訴余秋雨：“當這三個階段全都實現之后，我還不到六十歲。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無聊，甚至覺得連活著都沒有意義了。”幾年后，在非洲，一個津巴布韋青年背著一位完全不認識的殘障老婦人，徒步走了3天3夜，穿過沙漠來向貝林先生領輪椅而未要任何回報，貝林看著這個青年獨自向沙漠深處走回去的背影想：“我一直以為有錢才能做慈善。他讓我明白，我這一生把梯子擱錯了墻，爬到頂上才發現擱錯了。”

　　余秋雨說，現在，貝林成天在世界各地，為殘障人士提供方便，早已沒有一絲無聊之感。“這是一位六十歲之后才找到了文化的最終目標的大企業家。他明白了，文化的最終目標，是在人世間普及愛和善良。”余秋雨說，雖然文化有很多定義，但他理解的文化就是一種包含精神價值與生活方式的生態共同體。

　　因此，余秋雨提醒江西企業家，不要把人生梯子擱錯了墻，不要等爬到頂上才發現擱錯了，要用愛和善的文化去塑造企業家的精神，沉淀企業員工的集體人格。

　　文化優勢

　　先賢教我們做君子不做小人

　　余秋雨談到，他覺得一個做企業的人，一定要有君子胸懷。“我當年在上海戲劇學院當院長時，另一家學校出事了，而這家學校是我學校的競爭對手?？粗偁帉κ殖鍪拢揖尤挥悬c開心，這很不好，我有點小人了。”余秋雨提醒在座的江西企業家，一個人有沒有文化，與學歷高低、財富多寡無關，一定要從人格上來看文化，而一個民族的文化則是看集體人格，也就是魯迅先生稱之為“國民性”。

　　那么，我們中國人集體的人格是什么呢？余秋雨表示，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集體人格上都有自己的文化標識，比如“騎士人格”、“浪人人格”、“牛仔人格”等。

　　“我認為，君子是中國人最獨特的文化標識。因為我們的圣賢孔孟留給后人的遺囑便是：做君子不做小人。”余秋雨表示，這注定中國的集體人格應該是一個君子，“中華民族是要做君子的民族”。對此，余秋雨對當下很多反映宮廷鉤心斗角的電視劇、故事小說等進行了批判。

　　“這些東西過分渲染了謀略之道，將陰險狡詐過度放大，其實中國人總體上是善良的，比如在汶川地震中，我們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就是最好的例證。”對此，余秋雨建議在座企業家，記住中國文化有三大優點即“三個道”。

　　“首先，在人格理想上，我們堅持了君子之道?？鬃?、孟子的話，千言萬語，最后對我們的遺囑只有一句話：只要是中國人，希望你們做君子，不要做小人。”余秋雨認為，最重要的是君子懷德，而且君子必須坦蕩蕩，君子必須成人之美而不能成人之惡。

　　其次，在行為模式上，“我們實行禮儀之道。”

　　“第三，在思維模式上，我們講究是中庸之道，即反對一切極端主義。中是選擇中間值，庸是選擇平常態。”余秋雨認為，一切極端化的東西，表面上痛快、爽利，其實后果嚴重，中國人不做這種事。

　　文化弊病

　　警惕中國文化三大弊病

　　“說了中國文化的三大優點，那也就有必要說弊病了。中國文化體量大、壽命長，弊病當然很多，我從中選出了三個弱項。”余秋雨認為，這三個弊病應該值得在座的江西企業家警惕。

　　“第一個弱項：疏于公共空間。”余秋雨談到，沒有公共空間意識，導致我在國外游歷時經常聽到外國朋友抱怨中國游客隨地吐痰、高聲喧嘩等行為，被認為沒有道德。

　　“我往往會為自己的同胞辯護幾句，說那個高聲喧嘩的農村婦女，收養過兩個孤兒。他們的失態，只說明他們不知道公共空間的行為規范。責任不在他們，而在中國文化。”余秋雨認為，這必須引起企業家的重視，要有重建公共空間意識，公共空間是最大的文化課堂，從集體人格到審美習慣，都在那里培養。余秋雨認為，第二個弱項就是實證意識的缺乏，也就是科學意識的缺乏。這種傾向，使中國文化長期處于“只講是非、不講真假”的泥潭之中。

　　“你看，有人說我與妻子離婚了，有人說我在醫院病死了，全是造謠，有的謠言，即使有人站出來辟謠，都難以說清楚。”余秋雨表示，這個弊病，現在讓人痛心疾首的誠信失落。假貨哪個國家都有，但對中國禍害最大；謠言哪個國家都有，但對中國傷害最深。這是因為，中國文化不具備發現虛假、抵制偽造、消除謠言的機制和程序。

　　余秋雨認為，第三個弱項就是中國文化對法律觀念的疏淡。“我不是從政治角度，而是從文化角度來論述這個問題的。中國至今最流行的文學，仍然是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在藝術手法上頗多佳筆，但在文化觀念上卻一定在頌揚‘法外英雄’。在中國文化中，‘好漢’總是在挑戰法律，‘江湖’總是要遠離法律， ‘良民’總是在攔轎告狀，‘清官’總是在先斬后奏。”余秋雨認為，中國文化對法律觀念的疏淡，嚴重影響廣大民眾快速進入現代文明。讓人擔憂的是，現在有很多官員還在忙著表演離開法制程序的所謂“親民”舉動，把上訪看作起訴，以調解替代審判，用金錢慰撫非法，結果，是非混淆，法律蒙塵，兇者得利，善者受損。

　　江西文化

　　“把江西文化巨匠介紹到了聯合國”

　　“江西是善于創造文化之夢的地方。”當天，余秋雨在談到中國的文化夢時，高度評價了江西文化的高度，他認為，江西的文化巨星，鑲嵌出一片星光燦爛的江西文化星空，這一座座峰巒迭起的江西文化群山，構建成一道直迫云端的江西文化山脈，而中國文脈的追本溯源，不得不聊陶淵明和湯顯祖。

　　“2013年10月18日，受聯合國中國書會和聯合國中文教學組共同邀請，我在聯合國發表主題為‘世界背景下的中國文脈’的講座，我特意在演講中向世界介紹了我們江西的陶淵明和湯顯祖兩位文化巨匠。”余秋雨說，陶淵明是一座時代最高峰，創造了一種以“田園”為標志的人生境界，成了一種千年不移的文化理想。不僅如此，他還在這種“此岸理想”之外提供了另一個“彼岸理想”—桃花源。

　　而湯顯祖，完全可以比肩莎士比亞。“那個時代，離中國封建社會的宗法一體化結構全面崩潰還遠，而湯顯祖創作的《牡丹亭》，強烈地表達了他對人性的呼喚,和對‘人生至情’理想境界的追求。”余秋雨認為，湯顯祖的文化高度，中國鮮有人能超越。

　　為說南昌“不大好玩”心懷歉意

　　余秋雨說，在中華文化史上，江西的地位比較奇特。初一看，它既不響亮，也不耀眼，似乎從來沒有成為全國向往的文化中心或文化熱土。但若細細尋訪，就會發現它是多重文化經絡的歸置地。儒家的朱熹和白鹿洞書院自不必說，即使是道家和佛家，江西都有領先全國的道場。在文學戲劇上，從陶淵明到湯顯祖，皆是頂級氣象。

　　“即使江西文化有如此高度，但我發現江西人從來不會說大話，江西在文化上呈現出一種低調的厚實，平靜的富有，不事張揚的完備。這種姿態，讓我尊敬。”余秋雨認為，安靜本分的背后是江西大氣的表現。

　　“余老師多次來過南昌，能不能談談您眼里南昌的變化？”當天論壇，余秋雨還與現場企業家進行了互動。面對現場企業家的提問，余秋雨作出回應。

　　“謝謝我們的主持人，給我這個機會對南昌的朋友說一聲抱歉。我曾在《文化苦旅》中《青云譜》這篇文章中寫道：‘恕我直言，在我到過的省會城市中，南昌算是不大好玩的一個。幸好它的郊外還有個青云譜。’其實我前面的這句話，是為了襯托后面青云譜的文化深度和價值，對南昌沒有任何不敬的地方，但我前面這句話確實說得不那么周到”。余秋雨的這番回應，引起一陣會心的笑聲。

　　隨即，余秋雨解釋，自己曾看到一篇文章：一個南昌的朋友到深圳一家飯店吃飯，遇到一個女服務員，和女服務員交談的時候，這位南昌的朋友問女服務員到沒到南昌游玩過，而那個女服務員說，她看過余秋雨先生的《青云譜》，覺得南昌不好玩，所以就沒去過。

    “這一下很糟糕了，這是我闖的禍，所以我對南昌一直心懷歉意，我后來的《摩挲大地》中，就專門有一章《青云譜》，用極大的熱情來寫江西、南昌，而且我一上來就告訴大家，我把江西的陶淵明、湯顯祖介紹到了聯合國。”余秋雨說完，臺下笑聲一片，并報以熱烈掌聲。

    掌聲漸息，余秋雨補充提醒道：“全世界我都走遍了，所以有一個比較。江西的山山水水，不僅在中國版圖有明顯的生態優勢，就全世界范圍也是優秀的，我希望江西企業家能借助這個優勢，在生態文化、新能源產業、健康養生產業等方面，做足文章，一定能創造奇跡。”

    記者洪懷峰/文、袁征/圖

來源：信息日報(南昌) 責任編輯：艾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