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鄭風》里，有一首題名《將仲子》的詩。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

　　這是一個女孩子，對鄰居家的二哥，屢次三番地跳墻過來，與她相會，向她示愛，實在不勝其煩，便求他不要再做這樣的蠢事，不要來打擾她了。古時，二十五戶為里，有里墻圍著，住戶的院子，有院墻圍著，見面的園子，有園墻圍著。這位二哥，黑燈瞎火跑來，要跨越三道防線，免不了手忙腳亂，撞折樹木，捅了婁子。

　　由此可知，在《詩經》的年代，墻就出現了。

　　這應該是原始社會瓦解以后的事情了，西安的半坡遺址證明，蒙昧時期，穴地而居，人類無需用墻隔開。只是有了怕別人眼紅的資產，有了怕別人知道的隱私以后，墻才派上了用場。所以，嚴格地說，墻是私有制的產物。

　　通過這首詩，我們知道墻的功能，大致有三：第一，抵擋的作用，使那個執著的求愛者，難以長驅直入;第二，保護的作用，那位女子和那些種植物，身處墻內，便有了相對的安全;第三，遮掩的作用，至于她的父母兄長，究竟是認可他倆結合呢，還是堅決要拆散，墻外的那個鄰家二哥，是休想了解到女方家庭的態度的。

　　據清人鳳韶《鳳氏經說·墉墻》：“古者屋下柱間墻曰墉，屋外四周墻曰垣，垣即所謂宮墻也。垣、墉皆得稱墻，而墉不得稱垣。”無論為墉，為垣，為墻，只要是能使空間一分為二的措施，都意味著內外的區隔，人我的軫域。實體的墻，如此;虛擬的“墻”，也如此。起伏的萬里長城，曾經是華夏和夷狄的分界線，英文叫作“Great Wall” ，直譯過來，就是“大墻”。這一個“墻”字，倒是把握住了中國人建筑學的要義。從秦始皇派大將蒙恬和太子扶蘇，發數十萬戍卒修長城，到朱元璋的“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歷朝歷代的帝王，在這“墻”上沒少下功夫。

　　中國人的筑墻，防衛外來者的同時，很大程度也是將自己緊閉住了。所以，四合院的要義，必壘四堵墻。這墻，就是居住者與外部世界的界限。王公貴族的府邸，高官顯宦的豪宅，是用圍墻圍起的大型四合院;紅墻綠瓦、金碧輝煌的紫禁城，是用城墻、護城河圍起的巨無霸四合院。老北京城，一個由無數四合院組成的城市，也是一個無數堵墻林立在你眼前的城市。北京城里，那磨磚對縫、敦實厚密的四合院，為什么所有的外墻窗戶，既高且小?為什么所有的對外門戶，雖設常關?

　　由此可知，中國人造墻的目的，在于“隔”， 物質的墻，起到分隔、間隔、區隔的作用;精神的墻，產生隔離、隔膜、隔閡的影響。如此，四合院給人留下的印象，就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了。第一，重門疊戶，莫測高深;第二，內斂外藏，自我封閉;第三，狹隘局促，關門獨大;第四，壁壘心態，害怕開放。這種內向的、自恃的、扃鎖的、局限的居住方式，幾代人、幾輩子地拘束在這四堵墻中，久而久之，對居住者的思想、意識、觀念、精神，會不會產生《淮南子》所言“井魚不可以語天，拘于隘也”的影響呢?按“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邏輯推斷，墻，這個東西，壁立于前，環伺左右，只有堵心的感覺，哪來開闊的胸懷呢?

　　明清兩代，之所以閉關鎖國，自我隔絕于世界文明，畏之避之于時代潮流，之所以愚昧保守，以老大自居，落后挨打于帝國列強，與紫禁城里的最高統治者，跳不出“四合院”那四堵墻的束縛拘囿，恐怕有著莫大的關系。更何況，紫禁城的墻，更高，更厚，更堅固，更嚴密呢!

　　然而對長期生活在四合院的老百姓來說，這四堵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的墻，更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精神的墻。走出有形的墻，也許不難做到，要想走出精神的墻，卻非一件易事。蛹在繭里，自我束縛，久而久之，就會成為僵蠶，成為蛹干，只有破繭而出，才能蛹成蝶升華，開創新天新地。

來源：人民日報 責任編輯：吳恒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