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傳統看法,這不是一件作品,只是一句話。按今日概念,這是一件攝影作品,上面寫有一句話。攝影之所以成為藝術作品,靠的是機械復制手段。羅爾斯頓很聰明,他知道自從有了攝影這種手段之后,藝術再也不能拒絕照片作為藝術存在的理由,即使是作為最邊緣的一種存在。然而,這并不是一張致力于美學表達、形式技藝及拍攝方法等等讓攝影成為藝術的照片。它就是一只手拿著一張寫著字的紙片,沒有影調、光色、構圖、形象之類的攝影問題可言。或者說作為攝影作品,其在攝影藝術史上下文關系中沒有值得一提的創造性,甚至只是一個廣告而已,因為那張字片上只有三行清楚明白的字樣。于是,它就以作品世界中邊緣的邊緣,呈現在你的眼前。
通常討論作品時,藝評家不會去討論邊緣作品,更不用說邊緣的邊緣,藝術史家也不會,比如一戶尋常人家因為團聚用手機順便拍下的家庭合影。但問題在于羅爾斯頓需要眼前的圖像走向邊緣、走向邊緣的的邊緣,其理由來自作品中的那句話:I am out therefore I am(我在外故我在)。話語是圖像的一部分,并非如其所說的在外,而是內在于邊緣而又邊緣的作品之中,即圖像本身靠外甚至“在外”而話語反而“在內”。在作品世界中,盡管你可以不理會它,但你不能把它完全排斥出去,于是它頑強而又執著地在場,在你視覺所及的場域里。更進一步,作品對于作品世界在外與在內的關系,成了那句話中關于“我”的隱喻——一幅原本似乎沒有任何表達的照片,因為那句話,也因為似乎沒有任何表達的影像,變成了因自身理由而存在的、獨一無二的藝術作品,并且不可重復。后來的作品甚至只能模仿它,如女權主義反諷式的表達:“我消費故我在”。
這就是觀念藝術(或稱概念藝術)的觀念,也就是非藝術、俗藝術、最低限藝術轉化為藝術必須要有的方法。觀念如果沒有方法,難以成為有意義的圖像。因為沒有方法,即有思想亦無智慧。思想可以表述,就像羅爾斯頓可以直接說出那句話;但智慧需要感悟,所以羅爾斯頓要把那句話納入視覺圖像之中。通過對圖像的感悟去感受智慧,激發思想,而不是簡單地來一場哲學辯論。
我們現在可以和笛卡爾先生討論討論了。
他說:“我思故我在。”——這話有一個前提,一個假定,就是我是自足而完整的,是思的主體,主體因思而自在,這是肯定的。在笛卡爾時代,此乃經典之說,沒什么問題,或沒什么大問題。比如一個相信上帝的人,只要他主動思考,其存在意義上帝會賦予他,無可懷疑。但可惜的是,上帝死了,人也死了。“死了”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比較準確的解釋是:“上帝”有問題了,人的主體也有問題了,不再確定無疑,不再自足而完整。上帝之有無姑勿論——連霍金先生也一會兒相信一會兒否認——這里只說人。二十世紀以來人之主體最大的變化,就是不再僅是面對問題的思考者,而是成為問題的一部分,是問題的構成者、制造者之一。這個世界上的種種問題,生態、環境、人口、貧富等等,難道你不是問題的共犯嗎?即使特雷莎修女自甘貧困去救助窮人,但這位偉大女性仍有最低生活保障而真正的窮人則可能完全沒有。
主體成為問題的共犯者,只是其一。其二,主體不再是純粹的、自在的主動者,從佛洛依德到阿多爾諾再到福柯,思想家們所揭示的,乃是人的主體受到潛意識、集體無意識、既定意識形態、既成權利關系以及文化工業、傳統勢力等等的制約。人只能通過否定、抵抗、反省那些操控人心的力量,才能重返自我而能有所思。
羅爾斯頓說“我在外故我在”,這是必須的。因為在外意味著突圍,意味著反思。但我在外,我就在么?不一定。請注意那張置于畫面中心突出位置的紙片,在那句話的結尾處,沒有標點符號。這不是疏忽而是重要之處。沒有標點符號,這句話就變得不確定而成為多義語。這句話就不算是一句話而是一張圖片,就像電腦中作為圖片傳輸的信息,其文字是整體的而非字句可拆分的。這里顯然留下了觀者可以補充、可以自設的余地。是句號——肯定判斷,還是驚嘆號——帶有贊美情緒?是冒號——開啟各種可能,還是省略號——言有盡而意無窮?抑或是一個問號:我在外我就在么?
對我而言,這句話就是一個問號,因為被動在外和主動在外是有很大區別的。區別的關鍵在哪里呢?恰恰在笛卡爾所說的“思”。依我之見:我在外而思故我在,或者,我在外而思故我可能會在。
這是哲學討論,不是羅爾斯頓真正要做的事情。他揭示的是一個問題,一個關于主體的重大問題,但并非要回答這個問題本身。重要的是這個問題圖像化而非話語化地存在于作品中,話語中的“在外”和話語本身作為圖像的“在內”,構成了自相矛盾而又高度統一、對抗而又和諧的關系。在這種關系的夾縫里存有空白、漏洞、破綻所保留的非邏輯、非線性的可能性空間,是看這幅攝影作品并閱讀那句話的人可以自由介入的。于是你開始思考,并因為你對于畫面而“在外”的思考,保持著自我存在的意義。
一件最觀念而又最圖像的作品,一件最普通而又最智慧的作品,一件最平常易懂而又最深入難解的作品。介入、可能、意外——這些東西不就是當代藝術價值之所在么?
來源:中國文化報 責任編輯:吳恒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