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曙明

民國的學術成就，在歷史上究竟應居一個什么位置，近來有不少的討論。有人把民國學術看得很高，主要是“因人而貴”，換言之，并不是學術本身與前代比較，真的登上了一個空前絕后的高峰，而是因為人們一提起民國的學術大師，便往往先有了一種“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想象，認為這是民國學界的風尚，因此即使一本普通的大學講義，甚至中小學課本，也會被渲染得熠熠生輝，賦予許多它自身承載不了的內涵。

我們談論問題，喜歡籠而統之，高屋建瓴，比如一開口就說“兩千年封建專制社會”，卻不問中國是否真有一個兩千年一以貫之的“封建專制社會”；又比如一說“道德滑坡”就痛心疾首，但究竟是從哪里滑下來？“坡頂”在哪里？卻無從深究。

談論民國學術是否被高估，首先要確定以什么為參照物。是以當代的學術？還是以清代、明代的學術？還是以西方國家的學術？任何時代的學術發展，都是一個承前啟后的過程，民國的學術也是丕承前代，如果與明清相比較，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及，都屬題中應有之義。

除了翻譯引進西方學術，是前代無法企及之外，我并沒有看到民國的學術理論建構在哪個方面取得了奇峰突起的成就。相反，黨化教育的確立，恰恰是在那個時代。即如錢穆先生這樣的學問大家，編寫《國史大綱》作大學用書，縱論歷史，析縷分條，提綱挈領，令人有豁然貫通之感，但一及自己身處的民國時代，說到創設國會、制定憲法失敗的原因，亦有言不及義的感覺，好在這個“雞肋”篇幅不多，匆匆翻過也就罷了。

又如近日重印八十年前的《開明中國歷史講義》，也是民國時期的一本函授學校課本，網上好評如潮，我看了介紹，說它不受當時政治傾向和主流意識形態影響，但同時又說明，因某些原因沒有收錄中華民國成立到“九一八”事變這部分內容。使人好奇，這部分內容是否與當時政治傾向和主流意識形態過于接近，以至于今日難以收錄？

我以為，所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具有這種稟賦的知識分子身上，更多的是反映他們對中國士大夫精神傳統中一些優秀因子的繼承，并非民國所獨有。民國學人最值得稱道的，是他們的開放精神，大量吸收各種新知識，大膽地與傳統學術相結合，開創了新的學術方法，比如我讀梁啟超的著作，讀胡適的著作，感受最強烈的，不是他們創立了何種高不可攀的學說，而是他們開放包容的學術態度。他們有不少立論，今天看來，甚至顯得粗淺，但在當時卻有振聾發聵、啟人智慧之效。這樣的學術，是高還是低？

籠統地談論民國學術是否被高估，全然沒有意義，要細分到哪些領域的學術與哪個時代相比。亦正如說當今道德滑坡，是要看與什么時候比，以什么標準去比。若與魯迅所說的蘸人血饅頭吃相比，與“文革”時父子、夫妻互相揭發，學生剃老師陰陽頭，隨意抄家，沒收財產相比，還能說今天的道德水準比那時低嗎？

我很贊成重估民國學術的價值，這既是對還原歷史真實的一種期待，更因為我們的學術有太多的東西，需要重新厘清，重新出發，這就要找到我們的出發點。重建道德亦然，既然要扭轉滑坡現象，首先就要弄清哪里才是我們該去的“坡頂”。

來源：晶報 責任編輯：林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