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公益機構為例，在崇尚市場自由、競爭自由和財產私有化的美國，幾乎所有的博物館(包括美術館)不論私立還是公立，一般都是建立在私人捐贈的基礎上，大多是先成立藝術品基金會用于購買藝術品，然后捐贈出來進而誕生一個新的美術館。

扎克伯格的“裸捐”事件在朋友圈瘋傳，有人點贊，也有人質疑，有些人認為這些富豪建立基金會或捐助善款可以減免稅負，因為子女繼承遺產時要繳納很多的遺產稅，而這種捐款實際是為了避稅。

有此種想法的人怕是沒有看明白扎克伯格的“良苦用心”。股份市場價值450億美元，折合成人民幣2880億元，這么多錢捐出去，再怎么避稅，捐出去的也比他所要承擔的稅負高得多。再來看看他對女兒說的話：“馬克思，我們愛你，我們想要你長大后的世界比我們今天更好……不僅僅因為我們愛你，更因為我們對下一代所有孩子肩負著社會責任。”仔細回味這句話，扎克伯格的“裸捐”是因為什么?我想正如他的妻子所說：“我只是認為慈善是一個表達關愛和服務精神的好方法……這種精神就已成為我身體的一部分。”對，就是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已然成為一種責任，成為身體的一部分。這不由讓人想到了一直被大家關注的問題——中國的文化公益事業何時才能跟上這個節奏?

在“捐贈”這個事情上，中國人與歐美人是截然不同的，中國人的確好奇為何年僅31歲的扎克伯格會這樣做，即便捐贈，這事不應該由老人來完成嗎?不應該為孩子考慮今后的生活教育問題嗎?即使老百姓中了千萬元的頭等大彩，不也應該先孝敬父母，帶家人去看看世界嗎?可在大多數歐美人看來，也許是另一種情況，曾問過一個長期生活在美國的中國朋友，他說對于大多數美國人來講，個人財富，不僅僅是個人或家族財富，在某種意義上，它是社會的“共同財富”，他們樂于將財富交給慈善基金打理，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有物的捐物。這絕對不是夸口吹噓，在歐美，捐贈已然成為社會風氣，而捐贈的范圍從金錢到藝術品，從教育到文化，范圍之廣、跨度之大不可想象。以文化公益機構為例，在崇尚市場自由、競爭自由和財產私有化的美國，幾乎所有的博物館(包括美術館)不論私立還是公立，一般都是建立在私人捐贈的基礎上，大多是先成立藝術品基金會用于購買藝術品，然后捐贈出來進而誕生一個新的美術館。更有意思的是，博物館的運作80%是靠志愿者，也就是義工，他們平均每周工作至少4個小時，這樣算下來，他們所創造的價值幾乎都被用來做慈善。

反觀中國的公益美術館，能如此規模進行捐贈的寥寥無幾。1964年，著名收藏家鄧拓將他畢生收藏的八大山人、唐伯虎等名畫家的140多件作品無償捐贈給了中國美術家協會(后移交給了中國美術館)，但有人說那是特殊年代造就的。暫且不論這種觀點是否偏激，但在中國文化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能大規模、高質量進行捐贈的群體和個體確實少之又少，民間雖不乏藝術品的捐贈者，但涉及的廣度和數量很有限，捐贈的作品質量也不高，宣傳力度也不大。

曾接觸過很多收藏家、藝術家或家屬，他們都有著不同的考量，有的認為自己作品的價格是決定自身價值的有效標準，并不在乎作品的歸屬是屬于國家還是私人收藏，有的認為父輩留下的作品即便給了國家也應該有個好的價格，更有甚者以多種理由拒絕只為自己擁有。各地方公益美術館地域之不同，人際心理之復雜，也讓“捐贈”這個口號喊失了聲。當然，國內確實有一批高尚的文化藝術者將作品完整捐獻出去并以個人名義命名美術館的，如關山月美術館、何香凝美術館、古元美術館、潘天壽紀念館，但相對于美國的全民慈善，中國的這些仍不足以代表什么，大多數美術館藏品并不盡如人意，尤其是新建的國家美術館，首先是頭痛于藏品的匱乏，為了快速聚集充實畫庫，館長們不惜動用“人情關系”使藝術家將作品捐贈給美術館或以遠低于市場的價位購藏，這種“中國式”收藏，不可否認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式。因為隨著中國的藝術品拍賣市場的迅速擴大，藝術品價格的逐年上漲，公益機構的收藏若沒有強大的資金支撐，想在美術館看到精品，怕是只能找畫廊或海外的收藏家了。

為何會造成這種強烈反差?我們需要綜合多種因素分析與反思。中國似乎從沒有過這樣的捐贈傳統，“水往低處流”“前人種樹，后人歇陰”的思想使得大多數中國人從骨子里并不買公益的賬，這除了與我國文化發展的本身滯后有關外，中國人的家族式傳承和小農經濟也決定了人們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的不同，當然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國家在公益方面的政策性扶持遠遠不夠，尤其是在稅收政策的制定上。先來看看美國，遺產稅高達45%，除此外還有15%至35%的資產增值稅。如果按照美國遺產稅贈予稅法，一個富豪要將遺產留給后代，那么幾乎一半都要被拿去繳稅，相反，如果將一筆錢或一件藝術品捐給博物館或慈善基金會，就可免除很大一筆賦稅。也難怪有人懷疑這些富豪們建立基金會或捐助善款是為了減免稅負。顯然，美國甚至歐洲國家這種稅制設計是有利于公益事業發展的。而中國，目前尚沒對遺產稅、贈予稅進行立法，子女繼承父輩的遺產并不需要繳納高額的賦稅，也就是說藝術品的傳承順其自然地與財產一樣“水往下流”而不需要“水往國家流”，財產的持有人即便把錢、物、藝術品捐獻出去了，也得不到實際的好處，也就沒有了捐贈的動力。

當然，還要補充一點，中國公益機構的管理水平與透明化程度也并不盡如人意，很多大型公益機構面臨著信任危機。中國的國有美術館截至2013年12月已有328家，從區域分布看，江蘇省34家、江西省30家、浙江省29家、新疆維吾爾自治區29家……區域分布越多的美術館，其收藏管理情況越不容樂觀，如中西部地區，很多美術館是新建成的，要想達到博物館專業化管理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其次，感到遺憾的是，個別幾個有實力的大館雖不乏藝術精品，可因為種種條件的制約，如展覽檔期及展廳數量的限制、藏品保存環境的漏洞、藏品研究力度的不足等，不是所有的重要藏品都可以全部向觀眾呈現，2015年藝術家調查報告顯示，90%的藝術家希望藏品能適時向公眾開放，在重點美術館評估標準中，“設置陳列展廳”是評估重點美術館的一個指標項，但現實狀況使得這條路任重而道遠。

這樣看來，中國的公益捐贈之風始終刮不起來也不單純是藝術家或家屬或收藏家之過錯，這是全社會的問題，也是需要機構內部統籌有序運行的。好在國務院2014年底專門發文，要求“落實企業和個人公益性捐贈所得稅稅前扣除政策”，文化部也在近幾年不斷對各公益機構內部進行強化管理，對學員統一培訓學習。但愿不久的將來，扎克伯格的“裸捐”精神能感染一代又一代，進而真正實現中國文化公益事業的崛起。（林麗 任之）

來源：中國文化報 責任編輯：林思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