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企業無形資產評估一直存在諸多瓶頸

中國資產評估協會近日制定并發布了《文化企業無形資產評估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指導意見》自2016年7月1日起施行。這是自中國資產評估協會2008年以來修訂發布無形資產評估準則及專利、商標和著作權資產評估指導意見等“1+3”無形資產評估準則框架以來，首次針對一個具體行業具體資產種類制定評估準則，在我國資產評估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從文化創意產業經濟學的角度，《指導意見》有哪些新發現與新視角?

為文化企業進軍資本市場進一步掃清障礙

《指導意見》通過無形資產評估量化環節的強化及規范化，為以輕資產為特征的文化企業進軍資本市場進一步掃清了障礙。

作為我國國民經濟新的支柱性行業及新增長點，文化產業急需被納入規范、有序的國民經濟發展序列，并保障其平穩、快速發展，這就需要下大力氣解決作為文化企業核心資產的無形資產價值認定問題，以進一步規范無形資產的運營管理，深入解決無形資產資本化過程中存在的標準不統一、程序不規范及難以量化等諸多痼疾。只有無形資產的法定性量化評估取得實質性突破，文化企業才能真正遨游資本市場的海洋，實現核心資產的流通化、資本化，在運營及融資等過程中取得更為靈活、主動的地位。

從文化創意經濟學的角度看，通過打通核心資產的流動性環節，進而盤活文化產業要素市場，充分促進文化金融體系、無形資產運營體系與社會化中介服務體系的全面對接，從而為以創意為驅動力的文化產業發展提供基本動力，并為以創意為先導、文化產業為主體的經濟體系帶來無限活力與生機。

為創意驅動型資本要素的流動化準備了條件

《指導意見》具體而深入地規范了相關可量化要素的評估指針，為創意驅動型資本要素的流動化準備了條件，預示著新的創意經濟生態及文化金融模式將層出不窮。

《指導意見》中的“操作要求”等對文化企業無形資產的識別、價值影響因素的分析、評估資料的收集、具體評估過程中對相關尺度的把握等重難點問題進行了明確的規范說明。如《指導意見》第二十七條規定：“資產評估師執行以質押為目的的文化企業無形資產評估業務……分析此期間借款人經濟、法律、技術等特定環境條件變化情況，審慎選定無形資產利用方式得出持續創造現金流的能力。”對宏觀經濟條件的變化對于具體量化因子的影響給予了清晰且具體的說明，這必將對相關企業無形資產在融資、質押及其他資本化過程中被各方可接受的估值認定帶來深遠影響。

《指導意見》對于以出資或企業改制為目的的文化企業無形資產評估業務提出了審慎條款，即：“如果以評估結論核定資本金，應當盡可能地對重要無形資產進行逐項辨認，并單獨進行評估。”如果涉及出資、轉讓、許可使用等交易或者企業并購等目的，還必須考慮評估報告中是否存在評估假設的經濟、法律、技術等特定環境與未來應用狀況不匹配的情形，這就從基本面上厘清了夸大評估價值以及可能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經濟后果的問題。相關這些規范性的操作說明與意見指導，為在合理、合法、合規原則下科學地界定文化企業的無形資產價值問題提供了一個實用的、易于為各方主體所公認的操作性框架，也為其與資本體系的對接創造了條件。

有助于完善多層次文化產業經營體系

《指導意見》注意到文化企業無形資產的特殊性，與文化創意產業價值鏈具有同源特征，有助于完善我國從文化產權到文化產業鏈的多層次文化產業經營體系。

如《指導意見》第三十三條指出：“大部分文化產品和服務具有生命周期短、重復利用價值低的特征”，存在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同時，“文化企業主要進行文化內容的創作與傳播，內容是文化產品的核心。”在產權及內容層面的這些特征，又與盈利的不確定性、產業鏈條的跨越性、價值的非消耗性等產業特征相關聯。

《指導意見》同時指出：“預測文化企業無形資產未來收益，應當區分文化企業整體收益與無形資產對應的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收益。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收益取決于該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盈利能力，文化企業整體收益取決于不斷開發和傳播新的文化產品和服務的能力。”然而，這種能力的強弱大小，不在各種要素資源投入并形成其能力后，是無法確定的。因而，美國創意經濟學家理查德·E·凱夫斯慨嘆：“創意產業中存在的不是各方的信息差異，而是各方對等的無知。”這同樣與創意產品需求的不確定性這一特征密切相關。

正是在對文化企業無形資產這種產業特征深刻認知的基礎上，《指導意見》對于文化企業開展以規范的量化評估為手段的資本化歷程提供了富有洞見的指導，以確保文化企業在未來的發展歷程中能夠盡可能融入現有的經濟、金融與產業世界中。

對我國文化創意經濟體系建設產生重大影響

作為創意經濟學的核心之一，足以深刻影響無形資產價值的評估方法與參數選擇被置于特殊重要的地位，《指導意見》即使在最難以把握的社會效益領域也給出了專業建議。

這一點在《指導意見》第三十二條中體現得尤為清晰：“資產評估師采用各種方法評估文化企業無形資產，應當關注文化企業社會效益對相關參數的影響。不同類型的文化企業對社會效益的重視程度和管理效果可能不同，進而影響該企業的持續經營能力，最終將反映在無形資產未來收益規模、風險水平和經濟壽命年限等評估參數上。”對于電影產業而言，“木桶理論”尤為適用，正是電影產業鏈條中最短的環節限制了其取得版權收益及其他收入的可能性，對此，《指導意見》給出的說明足夠清晰、明了：“除宏觀經濟環境、產業政策等因素外，需要考慮該電影作品類型、制片人、導演、演員、劇本以及制作人員對電影作品的影響，同時考慮發行方、院線、放映場次和檔期等因素。”

同時，《指導意見》也注意到我國文化類無形資產從權利形態到資本形態演進過程中的轉換風險，提出在估算文化企業無形資產折現率過程中，應當關注文化產品和服務在生產和傳播過程中面臨的盈利模式不清晰、生產資源得不到保障或者管理效率低下等原因所造成的經營風險，而這正是我國文化企業目前面臨的主要運營問題之一。

作為文化產業人士，筆者認為，《指導意見》較為專業、詳盡而又相對規范，它的出臺是我國文化類無形資產評估界、文化產業及文化金融界的一件盛事。當然，在具體實操過程中，肯定還會面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我們相信，隨著文化類無形資產資本化及評估實踐的深入開展，一個個完善的評估細則以及操作指南必將陸續出臺，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也必將迎來又一個春天。

來源：中國文化報 責任編輯：林思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