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藝 實習生 陳怡鳴 桂皓璇

　　秋日余暉透過窗戶，照在導演江海洋位于上海電影制片廠6樓的辦公室里。這個看著有些粗獷的漢子坐在桌前，面前放著兩份資料，一份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一份是他的學習心得總結。從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后，江海洋在上影廠一呆就是30多年，可以說經歷了中國電影發展的風風雨雨。令他欣喜的是，習總書記發言里對文化發展、文藝創作的很多看法正是這幾年自己一直在思考的，“習總書記講的那些內容，和有理想的文化人是同步的。”

　　1 文化是一個民族前進的燈塔，一個國家強盛的靈魂

　　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談到自己讀過的書，并如數家珍地列出書名，而這些書正是江海洋這輩人年輕時追讀的，“他與我們有著共同的愛好與追求。他說自己為了一本《浮士德》步行30里地去借閱，人家還不太愿意借給他……他說這些，并非是想告訴我們有關他的奇聞軼事吧?我理解，他實際上是想告訴我們，文化對于他個人的成長是多么的重要，他也深知，文化對于一個民族的成長意味著什么。”江海洋認為，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并不僅僅是物質的極大豐富，更重要的是中華文化的重啟與復興。在某種意義上說，文化的復興才是民族復興的標志，因為，文化是一個民族前進的燈塔，一個國家強盛的靈魂。

　　江海洋這一代人有點理想主義。“記得我年輕的時候拍攝一部畢業電影，在北大校園呆了3個月。那時我們討論自己印象最深的電影是什么。”《甲午風云》里最后一個鏡頭：鄧世昌持劍站在快要沉的“致遠號”上，他說：“全速前進，撞沉吉野。”這就是中國人，這就是中國人的氣概。他說這個鏡頭他一輩子也忘不了，那時候他們才二十四五歲。

　　雖然人們喜歡娛樂，但更希望在娛樂當中有所收獲。“現在看完電影，一哄而散，一個星期以后還能記得多少?”江海洋覺得，如今這些文化產品，缺少娛樂過后的思考，沒法讓人們來想一想自己的生活，想一想自己的意志。“看一幫傻瓜出丑，看著他們倒霉，于是心理上得到了很淺層的、暫時的安慰，把生活當中壓在心頭的不如意釋放了。這個是有效的，但不是無限的，我們也不可能永遠生活在調笑當中。”

　　在他看來，一部文藝作品，除了它本身的意義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要有意思、有情趣。比如對現代人來說，看電影要得到美感，還要得到情感上的宣泄和享受。所以，文藝作品的主攻方向是人性，最終目的是弘揚人性。“你別說沒有觀眾愿意去電影院思考，這個我不同意。只要是人，他都會思考。那是你不讓他思考，也不給他提供這個契機。習總書記講的話和有理想的文化人是同步的。”

　　2 當下的文化發展，確實有“迷失”的危險

　　“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對于這句話，江海洋舉雙手贊同：“這句話是總書記給我們文藝工作者敲響的警鐘啊!”他認為，這是因為總書記看到了當下的文化發展確實有“迷失”的危險，“市場規律改變了文化創作的規律。”

　　江海洋認為，文化建設自從引進了“產業化”的概念后，經濟規律凌駕于藝術規律之上的事屢見不鮮。這就使得票房是上去了，可口碑下來了;收視率是上去了，但品位是落后的。“收視率和票房，本來只是對媒介價值的一種評判，而不是文化作品品質的標志。但資本邏輯綁架了文化邏輯，商業算計更改了藝術規律，從而讓文化在與經濟的博弈中勢單力薄。”做電影的都知道，有時候為了提高影片質量，想多花點錢在制作上，卻總是捉襟見肘，因為一半的制作費付了明星報酬;做電視的知道，由一家獨大、沒有第三方監督的收視調查機構經營的收視率，既不科學，也不干凈，但它卻決定了人們看什么，決定了題材類型與創作方向，決定了電視臺的業績，從業人員的考核……“彼此的苦衷，只有相互理解。那么誰來理解文化的品質?支撐文化的建設呢?”江海洋如此問。

　　事實上，包括江海洋在內的所有的創作人員、文化的從業人員都在這個轉型期面臨著困惑。文化和經濟應該是相輔相成的，文化是這個社會的靈魂，經濟是強健一個社會的基礎。如果文化的發展受到經濟發展的強勢制約，這個路就走偏了。“以賺錢為目的去創作，沒有錯。但就像習總書記說的那樣，我們不能完全以賺錢為目的，要對社會現象、社會生活有所表態，講一些真善美的東西。”江海洋說，這段時間，《心花路放》和《黃金時代》的對比，讓很多人都在想為什么。“我不反對《心花路放》，一個真正的‘黃金時代’，也就是老百姓‘心花路放’的時候，是不是?但是不能只有一種‘心花路放’的形式存在，應該有各種各樣的形式，是不是?”

　　在他看來，文化和經濟恰恰支撐了社會兩種不同的功能。經濟是趨利，人們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利益越好就證明你越成功。文化是趨義，這個可能一時半會看不到現實的成果，但是它潛移默化支撐你。義’始終會來告訴你怎么面對‘利’，其實一切都是這樣。但如果以經濟思維來抓文化的話，那一定是‘急功近利’，再下去一步就是‘見利忘義’。”

來源：新民晚報（上海） 責任編輯：何淋淋